我市消防装备援救能力不容乐观

[50]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从三次草案审议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新《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展现了高效率，比较好地满足了国家安全法治化的需求，为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国家安全属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可能会征收公民的房屋等财产，涉及物权的保护。

而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则专门规定于《网络安全法》当中。新的《国家安全法》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而给全国人大和国家主席赋权，原本应该是具有基本法律性质的法律文件的专有权力。基于此，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与《反间谍法》等国家安全领域的其他法律相比，新《国家安全法》调整范围更大、涉及的内容更为全面、基础、宏观。

《国家安全法》关于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义务和权利限制的规定，与《刑法》《民法总则》《教育法》等基本法律的相关规定需要相互协调，而这些问题，似乎以基本法律形式来规定更为适当。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窃取、泄露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46]参见前注[44]，陈清秀书，第152页、第155-156页。

第二，行政处罚给违法者的制裁比刑罚轻，即便不考虑主观要件，对当事人的影响也不大。二、我国行政处罚采取结果责任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依据 在我国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上，结果责任居于主导地位，1949年前后都是如此（不过这一立场在后来的我国台湾地区发生了变化）。例如，姜明安认为，私人的违法行为应是有主观过错的行为。在实务界，孙百昌主张，行政处罚不能套用刑罚理论，应当不问主观状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926年，《违警罚则》公布施行，增列分则篇违警行为，补充了《违警罚法》的不足。是又未可完全忽视恶性之问题。

很显然，只要有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行为人是恶意还是善意、内心意思有无可非难性，均无差别地加以处罚，与国民健全的道德观念是相矛盾的。[20]参见冯军：《刑事责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页、第262页。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共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对于两者的差别有量的差别说、质的差别说、质与量的差别说等诸多论争。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刑罚的责任主义可否适用于行政处罚。

参见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不能将责任主义贯彻于所有的不利措施上，而采取不利措施的迫切性往往也是预防性不利措施的领域。法律责任的根基应是你能为，故应为的原则，而不可能强迫你应为，故能为这种不可能（它以行为人个人为基准进行判断）。第65条第1项的故意破坏、污损他人坟墓或者毁坏、丢弃他人尸骨、骨灰。

[7]《苏州市鼎盛食品公司不服苏州市工商局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0期。第56条第2款的明知住宿的旅客是犯罪嫌疑人员或者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员。

[32]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7]与我国《行政处罚法》4条第2款相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此案中增加了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这一考虑因素。

这就明确采取了责任主义的立场，并舍弃了过失推定原则。[16] 三、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的贯彻 结果责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均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从文献的角度来说，主张责任主义者却不在少数。笔者于本文中所说的结果责任意味着客观行为违反行为规范即予追责。[12]该解释采取了责任主义，并适用过失推定原则。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意志自由 责任条件 合法推定 结果责任 。在1949年后的中国，我国《行政处罚法》自身回避了这一问题，但在其他行政处罚的特别法规定上呈现出责任主义和结果责任两种做法。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275号, 1991年3月8日。责任主义还被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确视为宪法上的原则：对刑法上的不法行为的刑罚以及对其他不法行为的类似刑罚的制裁等一切刑罚均以存在责任为前提的原则，具有宪法的价值。

无过错即不受处罚，处罚应与过错程度相均衡。在采取责任主义的行政处罚中，主观过错不仅是处罚轻重的考虑因素，而且是决定作出处罚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49条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第一，任何公正合理的制裁都须以被制裁的行为具有可谴责性为基础，否则就很难与专横和暴政相区别。

然而，出于公正的考虑，在特殊案件中可适用主观责任原则。[40]我国有学者认为：让相对人承担证明其没有‘过失，即‘依法地履行了法定注意义务的责任，这是合理的，因为相对人通常有能力直接提供其履行了法定注意义务的证据，一方面，相对人较之行政机关更接近这些证据，另一方面，这也可以促使相对人更好地履行法定注意义务。[38]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将客观违法行为与主观过错等同视之，但违法即有责，实际上是结果责任的做法。结果责任 行政机关对私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第一，私人的行为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符合行政处罚的法定要件，具有违法性。

江必新则明确主张，主观过错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其理由在于以下四个方面。[39]同前注[29]，城仲模书，第555页。

因此本文的探讨集中于存在重要差别的故意和过失的责任条件。[27]参见前注[20]，冯军书，第344-357页。

将精神病人修改为心神丧失人。在破坏公共秩序等行政犯上这两种处罚存在量的差别，两种制裁均有可能。

第三，与刑罚相比，行政处罚具有范围广泛性、规则复杂性、违法主体一般性等特点，如果通过事实推断主观态度，变数极多。规范责任论以心理责任论为前提，责任的内容在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之上，还要求这种心理状态是可非难的。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在自身意志自由的情况下，能控制自身的行为，却没有控制，希望或放任自己的行为产生违法的后果，就应当对该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另外，这里还存在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关系的处理。

而行政处罚制裁强度显然不及刑罚。第四，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故意或明知，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以过失为要件。

所谓责任主义是指，对于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在以责任能力以及故意或过失为要件能够对行为人进行非难时才肯定该行为人之责任的原则。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行政处罚完整地采用责任主义也是适当的。

这里顺便指出，该作者是在违法性的层面上把握注意义务，并主张以个人的能力为标准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规范。（一）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的理据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责任能力，采取了部分责任主义的规定，没有采取客观行为违法即处罚的做法。